2012 年2月5日，中国银行迎来建行一百周年。作为国内唯一连续经营达百年的银行老店，中国银行在朝代更替的历史烽烟中诞生，并逐渐发展为中国银行界的翘楚。
中国银行创建之初，“洋翰林”陈锦涛与吴鼎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并在随后风起云涌的民国财政金融界沉浮。不过，他们的命运归途却令人唏嘘：一个带着日伪汉奸的骂名离开人世，一个则背负国民党第17号战犯之名抑郁而终。
中国银行是当前最国际化的中资银行，也是被圈内视为“最洋气”的一家银行，这个特质早在一批留学东、西洋的“洋翰林”创设中国银行时已经打下了底色。在民国初建，政治上南北对峙、财政上捉襟见肘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、万事开头难的时期，他们把在海外学到的现代知识用于实践，推动着中国银行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。
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：两路人马的较量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全国震动。作为晚清员工最多、机构最广、规模最大的银行，大清银行及其高层面临着时代之变，中国银行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。
1912年2月5日上午，上海汉口路三号，100多位各界领袖、华侨代表和银行股东，齐聚大清银行大楼，见证中华民国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开业。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、江西分行总办吴鼎昌、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等人悉数到场。不过，他们的身份已经焕然一新，分别是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、中国银行监督及上海中国银行经理。原中华银行首届董事、34岁的薛仙舟获任中国银行副监督，但他辞而未就，没有前来。
在中国银行成立的背后，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较量。清朝覆亡，大清银行面临被新政府接管的命运，它的强大实力有被转为新政权中央银行的可能。上海光复，中国同盟会主力成员、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都督，他所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，同样希望能充当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。
1911年11月5日，身在上海的项兰生(大清银行秘书长)、宋汉章、吴鼎昌等人，为保全大清银行商股利益，成立股东联合会，后又将股东联合会更名为“商股联合会”，强调大清银行的商办性质，以求保全商股。
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，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。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，成为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。对陈锦涛来说，没有比迅速建立中央银行更紧迫的事了。有着雄厚实力的大清银行，正是他借助的对象。陈锦涛上任后并没有呆在首都南京，而是常驻上海，住在汉口路大清银行的楼上，与原大清银行高层商谋筹划，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，建立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。
1912年1月初，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正式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，建议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为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。对大清银行500万两官股，抵充战争地区分行遭受的损失及一切滥账，承认股东所持500万两商股为中国银行股份，并另招商股500万两。
孙中山见到报告后，立即面示陈锦涛：新政府既已成立，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，自宜分别准予继续。所请各节，大致尚属妥协，著即准行。孙中山没有把革命党人创设的中华银行改为中央银行，而是批准由大清银行担任，是双方在人才和实力上力量过于悬殊的结果。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，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，迫切需要实力强大的中央银行负起筹饷的责任。
美国博士?大清翰林?日伪汉奸
大清银行成功地改组为中国银行、并行使中央银行权利，其最大功臣是中华民国的首任财长陈锦涛。
陈锦涛的人生经历充满着传奇，也充满了曲折。这位“洋翰林”不仅在清朝度支部任职并出任大清银行副监督，而且反复南下与北上，四次出任财政总长。陈锦涛最后因出任日伪政府财长，成了人所不齿的“汉奸”。不过，作为催生中国银行的功臣，在历史的风烟过后，他的面容应该清晰起来。
陈锦涛，字澜生，1870年生于广东南海。在家乡初受教育后，陈锦涛来到香港，在皇仁书院接受西式教育。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后北上天津，执教于北洋大学堂。
1901年，已过而立之年的陈锦涛获官费赴美留学，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。之后，又转入耶鲁大学，攻读政治经济学。当时，著名经济学家欧文?费雪(Irving Fisher，1867-1947)正在耶鲁任教，被称为“第一代货币主义者”的费雪或许影响过陈锦涛，后来陈锦涛的从政及教授生涯，主要集中在财政金融领域。1906年夏天，陈锦涛顺利地戴上了博士帽。来源:金融黄埔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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